甚至民国也不扫黄？
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可以打脸所有关于现在扫黄的错误答案
什么垄断性资源的？为什么古代皇帝不垄断性资源？什么逼男人结婚奋斗的，为什么古代皇帝不这么做？什么网络公开导致的，为什么古代妓院开在大街上也没事？
所有对比完，你唯一能发现古代和现在区别只有2点，1是女权，2是马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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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确实存在过针对青楼妓院的“扫黄”行动，但这些行动多为特定时期、特定统治者推动的整顿，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持续性法律打击，且效果有限，未能根除这一社会现象。
主要的扫黄行动
明宣宗时期（1429年）：这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次大规模扫黄行动。明宣宗朱瞻基为整顿官场风气，下令关闭了京城及各地由官方管理的青楼，并废除了“官伎”制度。他严禁文武百官嫖妓，并设立御史巡查制度，一旦发现官员违规，立即罢免职务。此举在短期内对官方妓院和官员行为产生了显著震慑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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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顺治帝时期：顺治帝曾颁布过更为严酷的禁令，明确禁止嫖娼，并规定处罚可株连家族，甚至达到“诛九族”的极刑。这反映了清初统治者试图通过高压手段来肃清社会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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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难以根除？
尽管有上述严厉措施，古代扫黄始终未能成功，主要原因如下：
经济利益驱动：青楼产业能带来巨额税收和经济收益，部分朝代（如明朝初期）甚至曾将其作为刺激消费、恢复经济的手段，由官方机构“教坊司”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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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文化根源：嫖娼在古代社会，尤其是文人阶层中，被视为一种风流韵事，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。许多文人墨客是青楼常客，社会对这一行为的道德谴责虽存，但远未达到现代法律的禁止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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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漏洞与变通：官方禁令往往只能打击公开的、官营的场所。私营青楼会转入地下，或改头换面继续经营。官员们则转而纳妾、蓄养家妓，将妓女带入家中，使问题从公开转向隐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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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局限性：古代的监察体系无法实现全覆盖，且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。一旦强力推行者去世（如明宣宗），政策便往往松弛，青楼产业便会迅速反弹，甚至在某些时期（如明朝后期的秦淮河畔）达到新的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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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古代虽有扫黄之举，但因其经济、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复杂性，以及执行上的困难，始终未能彻底禁绝青楼妓院的存在。
民国时期确实存在“扫黄”行动，但其性质和效果复杂，并非简单的禁止或放任，而是呈现出“禁娼与征税并存”“公娼合法化与私娼打击并行”的矛盾局面。
一、民国“扫黄”的核心特点：公娼合法、私娼被禁
民国政府并未全面禁止娼妓行业，反而通过制度化管理，将部分妓院纳入合法经营范畴。这种被称为“公娼制”的模式，要求妓院在警察局登记、缴纳“花捐”（即妓捐），并取得营业许可。只要按时纳税，这些“公娼”便受到官方保护，警察甚至会为其日常营业提供保障。
与此同时，未登记、未纳税的“私娼”或“暗娼”则成为“扫黄”的主要打击对象。各地警察常开展突击检查，抓捕私娼并处以罚款或游街示众，以示惩戒。例如1934年长沙曾发生轰动一时的“提调”刘麻子案，便是针对组织妇女卖淫的“台基”场所进行的打击行动。
二、地方政府的“扫黄”尝试：政策反复，成效有限
尽管中央层面未彻底禁娼，但一些地方政府曾试图推行更严格的禁娼政策：
南京：1928年，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宣布禁娼，停止征收花捐，要求妓女限期改业，逾期则驱逐出境，并扩大救济院安置从良妓女。但因经济危机影响财政收入，1936年起又在南京、苏州等地恢复公娼试点。
济南：1935年，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配合蒋介石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再度强化“扫黄”，制定《济南市取缔乐户暂行规则》，虽仍允许登记纳捐的乐户营业，但严禁公务员和军人嫖娼，限制工商业者在妓院谈生意。
开封：1926年，冯玉祥主政河南时下令禁娼，将妓女送往济良所从良，并将妓院集中的“第四巷”改为“和平巷”。但三年后政策被废止，娼业迅速反弹。
这些尝试反映出民国政府在道德诉求与财政利益之间的摇摆：一方面受五四运动后社会舆论压力，知识界与妇女团体强烈呼吁废娼；另一方面，妓捐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，难以割舍。
三、扫黄背后的深层矛盾：道德呼吁 vs 财政依赖
民国“扫黄”的困境，本质上是社会改革理想与现实财政需求的冲突：
财政依赖：妓捐被广泛征收，甚至由公司承包经营。如广州利源公司曾承包南路十六属花捐，年缴毫洋一万零五百元。这种制度化征税，使政府变相成为娼妓行业的“保护伞”。
社会批判：随着女性意识觉醒，废娼呼声高涨。南京国民政府也曾试图树立新形象，将禁娼作为政绩工程。但因缺乏持续决心，加之权贵阶层自身沉溺其中，政策往往虎头蛇尾。
人道危机：大量妓女来自贫困家庭或被拐卖，遭受老鸨剥削、性病折磨与暴力虐待，经期被迫接客、怀孕流产、梅毒无药可医等情况屡见不鲜。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禁娼的重要道义基础。
综上所述，民国时期的“扫黄”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全面禁止，而是一种以税收管理为核心的有限治理——合法化部分娼妓以稳定财政，打击非法私娼以维持表面秩序。真正的全面禁娼，是在1949年后才由新中国政府强力推行并实现的。